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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到1979年春上，那年我用十六载的懵懂、迷茫与追寻，终于冲开了巴掌大的闭合乡界。这一年仲夏，终究做了命运的节点，因为高考我一跃跨过“农转非”门槛，在灰突突的背景里如一条鲤鱼跳入龙门，一弯华彩的曲线星光灿烂。

记得高考那三天，天愁得雨水不断。我吃罢早饭，披上雨衣，穿越田地，泥水中奔袭四公里到镇上，再搭乘学校安排的“大胶轮”去县城考点。第二天早上雨很不友好地豪横起来，足足半个多小时我站在车斗里，迎着风雨，一手抓牢车帮，一手紧摁胸口——唯恐弄湿衣内的准考证和练习纸。

考完试时大雨滂沱，班主任临时起意，也许是有意为之，把落汤鸡的我们轰进一家电影院，看轻喜剧《三笑》。事实上，那一刻心里都惶惶着，满脑子翻飞着各类试题，银幕上的念白、唱词以及连连笑声，我都没心思观赏，只恍惚记得唐伯虎的才气，秋香的粉面含春与回眸一笑。或许是不稀不稠的大碴子和忽上忽下的心跳发酵膨胀，好几个同学表情枯燥，先后起身跌跌撞撞地跑厕所，还有一个叫来娣的女生，不知怎地，居然“哇——”地哭出声来，哭得委屈而嘹亮。人的心情竟崩溃到如此地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时乡下流行露天电影，我曾追着放映队四处跑，在月黑头里穿田野、过野地、跨水沟，战斗片百看不厌而又乐此不疲。这是我首次迈进电影院，虽说当时没觉出新奇，但那铁架木板折叠椅，脑后上方洞口投射出的那一束强光，放映机咝咝的转动声，勾起我几多回想，以至于现今都无法抹去潜进脑海的影像。

发榜的大红纸，用浆糊贴在县“一百”的墙垛上。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同学黑子和我，掠过一片片收割的麦地，黑子有劲，不觉得酷热，也是心切，一口气蹬到县城。我们挤入人群，目光随黑色的毛笔字跳荡，我的名字赫立其上，找了三遍却怎么也找不到黑子的大名。望见黑子十分沮丧的表情，我把短暂划过的喜悦憋了回去。回程时黯然的气氛倏忽笼罩，我驮着黑子摇摇晃晃地回返，这时天也渐渐暗了，一路无话，只有车链条不识趣地哗啦啦响。

成绩是个体卖力的奠基，但也与环境息息相关。我们班只有两人有幸上榜，其余均名落孙山。回头看需要感谢的人不少。忘不了数学老师因我春节贪玩扑克，狠命捶我的那一拳，把羸弱的我打倒在班级炉子旁的柴火上，彼时炉火嘶嘶烧得正旺，照出我一张羞愧的大红脸;忘不了母亲良苦用心，撂下一堆堆的活计徒步去了县城，淘到一丑陋的水泥块，带回来用水冲洗好几遍，宝贝似地清供于我家的紫漆柜上，像极了现代人的古玩、木雕或花樽，一如丰碑，虽不开口却时时端坐提醒，一直拽着我进城踏上了水泥地;忘不了我的同学玉刚，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五一前，他把仅有的北京邮来的复习资料，连夜冒雨送给手头缺少参考书的我，他说：“我与大学无缘，这资料你用得上。”就这么一句话，瞬间牵出我的眼泪一大串。我一把拥住湿漉漉的他，他颤抖着哭了，我也哭了……后来，玉刚当兵走了，四年后考上了军校，一直干到正团职才转业。他报考军校前，我已经做了中学教师。我把那套珍藏的资料寄还给他，还十天一封信地叮嘱，逐条讲解知识点与答题技巧，这也算是我对恩人的竭力报答。而今每当转顾这些久违的点点滴滴，心里依然是那样的温软而舒适。

假如没有后来的人口流动，我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将困于乡村，大约选个良辰吉日结婚，度过祖辈一样平淡无奇的一生。然而没挨几年，同学黑子就闯荡去双鸭山挖煤了。从此，同学们四处流淌，在风起云涌的打工潮中奔波，摸索着伸出手敲开一扇扇门。

几年前，我的同桌吴达成了种田大户，发达了，微信群里登高一呼，邀约同窗大年初五会聚。于是，坐飞机、搭火车和开车的都直奔吴家，二层楼、大客厅、一溜小火炕，半头猪、一只羊、顿顿两张桌，十七名同学杯盘狼藉闹腾了三天。从四处回乡的有资产千万的深圳老板，有成都修车行的大师傅，有在哈市打工的光头马四，有大庆某物业的中层经理黑子，还有那个哭鼻子的来娣——县城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娘……梦幻在血管里涌动经年，青涩的面庞在不断成长中蜕变，外表这个摆设再也判断不出内涵。户籍代表不了身份，社会角色都已大变样。

感慨时光飞逝，同学们热烈谈论，哭哭笑笑，全无了当年的苦困与寒缩。高考时的沮丧、失意和欲死欲活，已经成为今日轻松的笑谈。

这片黑土地把骨肉再次揽在怀中，这是生养之地的无穷魅力。欢聚短暂，只是蜻蜓点水的停留。两天里道尽了活人的难处、岁月的洗礼和内心的柔软。第四天一早，大家握手拥抱，依依惜别，人们像鸟儿一样各自归巢——回到城市，亦或坚守土地。这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了成长的力量，每一个人都沉淀成了大机器中的某个零部件，剥离，剥离不了;眷恋，依旧眷恋。

杨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