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如何通过控能实现控碳、如何在碳减排中保证经济增长，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昨日，在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的碳中和与绿色经济发展国际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地方政府要在发展中实现低碳，就要促进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做到控碳不控能，给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对于控碳，樊纲称，当务之急是在全国施行碳排放的“配额制度”。“从碳排放交易的角度来看，没有配额没有交易。过去，碳交易的总量、作用之所以有限，其中关键一点就是，没有一个强制性、可核查的配额。”

对于控能，樊纲则认为，现阶段，“能耗双控”(即控制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制度还应当进一步完善，以推动“双碳”目标的真正达成。“在控能之后，或存在两个隐患：其一，碳排放减少的速度会较慢;其二，没有给新能源腾出空间，新能源、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的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的《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提出，“鼓励地方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已成为完善“能耗双控”的重要方向。该方案明确，超出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源消费总量考核。

但可再生能源对实现碳中和的作用也不应过分高估。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在上述论坛上表示，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能源转型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可行的，但实现碳中和与能源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措并举。“提高能效是实现减排的最大贡献源。无论是可再生能源署还是国际能源署都持有相同看法，如果将贡献率三等分，能效至少占三分之一。”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也认为，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调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

比如，过去十年，深圳总体上达到了碳达峰的平台期，特别是从2016到2020年，碳排放量下降了116万吨，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其中，2010-2020年深圳经济增长1.34倍(年均8.9%)，人口增长69%，分别带动碳排放增长3.25倍和3.43倍。同时，2010-2020年深圳能源效率提高引起碳排放减少了4.5倍，采用含碳量更低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引起碳排放减少了1.2倍，二者合计大致抵消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加引起的碳排放量增长。

这期间，深圳制造业比重虽然下降，但制造业的生产水平却在提高。其中，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占持续上升至68.9%，经济增加值占比和能耗占比始终为2.2倍以上。

“这些数据反映了‘碳减排会遏制经济增长’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唐杰表示，在地区发展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也有利于减少区域能耗。

由于地区发展的差异，深圳的经验也无法完全复制。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项目主任刘强在会上称，在中国，资源依赖型和经济发达省份的能耗需求不同，能源转型方案制定的出发点和方向不同，对于既有产能和新建产能的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故而，“双碳”的实现还需各地制定差异化解决路径，不能一刀切;同时，应寻求区域一体化的碳减排路径。

多名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能源生产省和能源消费省的碳排放核算和减排责任也不同。

对于能源生产省，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主任李俊峰对第一财经表示，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也要在能源转型中提升其技术水平和质量标准。对于能源消费地区，唐杰表示，应防止“鞭打快牛”和运动式减排。

“碳排放达峰不是某一时点的碳排放数值，而是阶段性的碳排放总量趋于稳定。减排并不意味着就要拉闸限电，要久久为功。即便进入碳达峰平台期，也可能由于当年的经济不景气，出现地区单位电耗上升的现象。故而，应给予地方年度碳排放指标一定的弹性。”唐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