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张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20年前，工作繁忙的她选择把孩子放在单位开办的职工托儿所。而20年后，单位早已不兴办托儿所，同一单位工作的李女士同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孩5岁，小孩刚出生约半岁，但把孩子放哪、谁来带却成为一个难题。

“我和我老公工作都很忙，经常加班，基本没法自己带，找保姆照顾也不放心，对托儿机构也没有系统了解，但总觉得噱头大于实际，市场也不规范且价格也高。综合考量之后还是决定请老人带娃”，李女士说，这也导致孩子无法经常和父母见面，家里大孩半岁到3岁基本大半年都在老家，由父母带。“让老人完全在深圳带娃也不现实，一是外婆外公快80岁需要人照顾;二是家里还有弟弟;另外深圳炎热的夏天，老人也不适应”。

生育，最直接关系到的问题是教育，而0—3岁婴幼儿托育问题首当其冲。在生育政策变化后，越来越多的低龄幼儿如何托管引发社会关注。与学前教育相比，3岁以下婴幼儿幼托服务成为政府公共保障服务的盲点，也成为广大市民“生育焦虑”的痛点之一。

7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学前教育条例(草案)》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深圳将为“学前教育”立法，并探索延伸学前教育年龄范围，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周岁至3周岁的幼儿。

今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构建高质量婴幼儿照护托育体系，探索加强普惠性托育服务被纳入深圳2021年度民生实事。可以说，能不能解决好“幼有善育”，关系到人们的生育信心。

数据

托儿机构照护比例仅为一成

自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创下小高峰后，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四连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低于代际人口更替的临界值，这也成为生育政策变动的大背景。

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信息显示，群众生育意愿降低是出生人口下降的一大原因，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其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其中“没人带孩子”的原因占51.3%。

这一点，小孩出生时间不久的张先生也极为认同。张先生的孩子出生后，因本人和妻子工作繁忙，且工作性质特殊，无法保证每天都返回家中，而父母也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孩子，于是在孩子不到一岁时便寻找到了合适的托儿机构负责带孩子。“托儿机构每月收费7000—8000元，已经是市场上较为便宜的托儿服务了，请保姆更贵，至少要万元起”，张先生说。

据深圳市人大代表廖海兰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0—3岁常住婴幼儿数量约63.46万人，出生人口约19.75万人。

这些婴幼儿由谁来照顾?据廖海兰调研，以龙岗区为例，58.24%的家庭由长辈照顾，23.42%的家庭由父母亲照顾，8.15%的家庭由保姆照顾，剩余的10.19%是通过其他形式照顾。

数据显示，目前婴幼儿照护更多以家庭照护为主，机构照护比例仅为一成。但这并不代表市民不想选择托儿机构。

据廖海兰调查，有二孩、工作忙、高学历、高收入人群是优质托育服务需求的主力，2—3岁婴幼儿为需求主体，市民偏向专业化、高质量、普惠性的托育服务。74.46%的家庭认为每月2000—3000元的收费是最为理想的收费标准。

托儿机构照护比例低、市民对托儿机构认知有限的重要原因在供给方面。廖海兰说，普惠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存在顶层规划设计不够完善、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明显、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积极、普惠性托育服务资源供给缺乏，与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相比矛盾明显。

现状

机构数量不足公办机构缺失

2020年8月，佳诺国际婴幼中心成为深圳首家在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托育机构，标志着深圳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中心也是大鹏新区普惠性托育机构示范点。2021年初，龙岗区也开设了首家普惠性托育示范园。

和以往托育服务和托育机构没有“婆家”、未被纳入公共服务的状况相比，近两年来，婴幼儿托育领域愈发受到国家重视，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其中，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明确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规范，2020年3月发布的《深圳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下称“《方案》”)也提出了不少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相关管理制度。

《方案》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机构，将独立占地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纳入相关规划，鼓励幼儿园(幼儿中心)开设托班，开展托幼服务一体化研究，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完善就业人群密集的产业聚集区域和用人单位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制定扶持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等等。

在目标方面，到2020年底，各区至少建成1家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在幼儿园开展托幼服务一体化试点工作;到2022年，每个街道至少建成1家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至少1家幼儿园(幼儿中心)开设托班;到2025年，每个社区均有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机构，全市托幼服务一体化的幼儿园(幼儿中心)达200家以上。

目前，深圳也有幼儿园开展托幼一体化试点。位于福田区的基建幼儿园利用公共区域和功能室，为社区50余名2—3岁的孩子提供托育和早教服务，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但因场地限制，幼儿园只能为每名孩子提供每天2小时的服务。该园园长郑碧琴介绍，幼儿园之后还将新增300平方米的空间，建设单独的托幼中心。

不过，深圳市政协委员孔庆旸表示，从数量上来说，目前0—3岁幼儿托育机构明显不足：深圳共有327间提供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托育机构，可提供托位数约1.6万个，不少3岁以下婴幼儿仍然普遍面临“无处可托”的困境，导致过度依赖家庭照护，很多女性被迫脱离职场。另外，从深圳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来看，深圳仅有21家托育机构已备案，普惠性托育机构几乎每区仅有1家。

“相对于更加紧迫的3—6岁学前儿童的入园压力，政府和教育部门对于3岁以下幼儿入托问题的解决往往有心无力，导致3岁以下公办幼托资源稀缺，民办资源不足，整体力量薄弱的情况持续存在”，人大代表刘晓娜指出。此外，深圳市政协委员朱昱霏也指出，公办托育机构严重缺位造成托育费用昂贵，社会力量办托育机构大多以早教为主，全托费用起步价平均在每月6000元以上。

建议

将早期教育纳入学前教育管理体系

解决好托育问题，不少人提出要提升托育服务的供给水平。

深圳市人大代表刘晓娜建议，推动建立3岁以下幼托公共服务体系，确立其社会公益性属性，明确政府在保障公共托育服务需求方面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公立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向下延伸，加快公办幼托机构的建立，将幼儿服务纳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范围，以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在社区开设小型互助式托育服务机构。

廖海兰建议，要充分盘活政府闲置、低效物业，鼓励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文体中心以及国有营业场所进行改造，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深圳市政协委员孔庆旸建议由政府提供补贴，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加大民办普惠性托育儿机构的补贴力度。

除供给以外，不少家长最不放心的就是托育机构的举办质量和标准是否能达到自己的期望。

“现在托育机构和保姆市场鱼龙混杂，也有很多安全隐患，父母的身体条件允许，所以生完孩子后选择请双方父母轮流带宝宝，不会只让一方带感觉那么疲惫，同时我们在外面工作也会更安心”，刚休完产假不久的王女士说。

去年11月，深圳出台制定了《深圳市托育机构备案办事指南(试行)》，为托育机构设立了标准，包括托育机构负责人需提供大专以上学历证明，并有从事儿童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相关管理工作3年及以上的履历证明，育婴员、保育员需具备相应职业证书，以及设立保健室、卫生室等硬件标准。

“少数机构因逐利聘请的工作人员甚至都不具备保育和幼师资格，大多数保育机构单一复制国外课程模式，缺少阶段式课程研发和保育方案”，朱昱霏提到。孔庆旸也建议，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标准规范，并建立统一的评比标准，教育部门定期给予业务指导，评比成绩优异可获得更高的补贴，促进托育机构努力提升教育及服务质量。

深圳市政协委员高金德建议，仿照上海模式，将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纳入学前教育进行管理，将0—3岁早期教育指导纳入教育服务体系。

今年5月20日，深圳市教育局在关于中小学及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新闻通气会上强调，有富余活动室的民办幼儿园，可适当招收2—3岁托班幼儿。但通气会上相关负责人也提到，在学位紧张的背景下，幼儿园举办2—3岁托班无法真正解决2—3岁儿童入托问题。

“公办幼儿园不一定有足够的学位延伸服务，民办幼儿园相对灵活，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确定3岁以下托育服务的名额”，金生幼儿园负责人韦园长表示，该园目前开设3个小小班，每班20人左右，提供全日的托管服务，很受家长欢迎。

她同时表示，目前幼儿园的管理规程、学前教育指导纲要都只面向3—6岁的儿童，针对0—3岁的儿童教育比如活动空间的规范和要求缺乏相应标准，这也造成了托育机构的参差不齐，亟需出台相关规范标准。

在早期教育服务方面，深圳市教育局也表示，深圳已从2015年开始启动“学前教育家园共育公益指导项目”，主要通过育儿知识讲座、育儿沙龙、亲子阅读、亲子游戏、育儿信息推送、育儿科学指导站等多种方式，面向0—6岁婴幼儿家庭进行公益指导。截至2018年底已开展活动2600多场，惠及婴幼儿及家长46.4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