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发布了《中国时间银行发展研究报告》，选取了中国20个省份的54家时间银行机构为调研案例。

时间银行的倡导者是美国人埃德加·卡恩，志愿者参与公益服务，把“服务时间存入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可以从时间银行中换取被别人服务的时间。这种模式将“时间”和“公益”挂钩，倡导社区成员积极利用闲散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

时间银行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现，全球已有一千多个名为“时间银行”的不同组织或机构。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加深，不少人对时间银行寄予厚望，希望以社区为单位成立服务老年人的时间银行，倡导“服务今天，享受明天”的理念，让年轻人、准老年人以及身体健康的老人利用闲暇时间为高龄老人提供必要服务，换取将来别人为自己服务。

当前中国，时间银行还没有形成规模，有时间银行的地区只有零星几个，而且各自为政，“账户”无法通存通兑。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率高，在某地为老人服务几小时后，到其他地方，时间银行的支票，就没有意义了。这也是各国时间银行的问题。最早将时间银行概念引入台湾的“志工人力时间银行”，成立十多年，仅有11笔“提取”，主要原因就是志工站不够密集。

但更大的挑战在于，时间银行“存储”的劳动是非标准化的，很难换算。

在时间银行中，劳动要区分种类、贵贱吗?按照时间银行的理念，似乎不应该区分，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是平等的。实际上，现在一些时间银行会给每位志愿者提供一种支票，表示时间的支付情况。自己为别人提供了一次帮助，接受一张支票。反过来，别人帮助了自己，自己向别人支付一张支票。这种支票并没有区分劳动。

但是，时间银行中的劳动者结构，显然会受限于社会岗位结构，也就是说，简单劳动多，而复杂劳动少。一个人用帮助一个老人洗碗的时间，能换取到更稀缺的教授诊疗时间吗?100个提供洗碗服务的劳动者，都需要1个教授的诊疗服务时，谁来决定服务该被谁得到?

如果时间银行中，劳动是分种类、有贵贱的，那么，一小时的诊疗服务，能换几小时的洗碗服务呢?这个比例又由谁来决定?如果所有劳动一律平等，一定会有人以劣等服务换取高质服务。

这一切还没有发生，或许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时间银行规模还不够大。最初进入时间银行的人，都是公益心比较强或经济、教育水平高的人。随着时间银行规模变大，公地悲剧、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可避免。

这还仅仅是当期的劳动互换问题，考虑到养老是劳动在30年尺度上的互换，老龄化又将越来越严重，这种不确定性更大。

现在的年轻人相对多，通过动员激发人心之善，以及以“将来可以提取服务”为诱导，能够劝导当下的年轻人为老人提供服务，并获得将来提取的“支票”。但是，再过30年后，这些年轻人变为老人时，能够提供服务的年轻人就更少了。这种支票实际所能提取的劳动，就会大大地折损。

打个比方，社区有1000个人，其中老人占比10%，年轻人占比60%，孩子占比30%。年轻人每人提供10小时的服务，老人就可以得到较多的服务，一共6000小时。30年后，因为老龄化，第一代老人逝去了，当时的年轻人变为老人，占比60%，年轻人比例则下降到30%，孩子只有10%。这个时候老人要求提取自己当年存下的6000小时服务，但年轻人每人提供10小时服务，一共只有3000小时。这就相当于支票打折了。现在的年轻人，一小时的劳动，在30年后只能换取半小时。只有第一代只享受服务、不付出劳动的老人占了便宜。

这个模型比较简单，现实中的情况是，劳动的存储与提取是不间断的，折损也是连续、逐渐的，在长时间尺度上发生的。只要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改变，除了第一代人以外，每一个人的劳动都会打折。一个社区的时间银行如此，一个国家的时间银行也是如此。

所以，在老龄化的趋势下，时间银行在代际上，一定是入不敷出的。实际上，各国现收现支的养老保障制度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养老保障体系，国家会采取各种方式来腾挪、修补。但以自愿为基础的时间银行，这种空间会小很多。

所以，如果时间银行能够大规模成功复制，那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就会出现估值惊人的覆盖全国的大平台。反之，如果仅仅靠的是参与者的善心，时间银行也就不具备大规模成功的可能性。

当然，在社区范围内，基于人的善良、互助，甚至不求回报的心态，时间银行在小尺度上还是有其积极意义。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作为社区治理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平台和工具，但应理解它不具备大规模运行的自洽逻辑。